按照温家宝总理在去年北京科技界大会上的说法，中国已经4次错失世界科技革命的机遇：包括“康乾盛世”时期，“洋务运动”时期，20世纪上半叶军阀混战及外敌入侵时期，再加上“文化大革命”时期。

　　如果把这4次机遇都比作马拉松比赛的话，中国在每一次发令枪响起之时，几乎都是浑然无知。最近这一次落后的幅度较小，但是当中国人清醒过来开始追赶时，列强已经跑出去“几十公里”了——此次落后在起点，而非过程。

　　“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机遇又在向人类招手。这一次——也是近代以来第一次，中国在发令枪响的同时迈出了自己的第一步。

　　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突出代表就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新能源、节能环保、电动汽车、新材料、新医药、生物育种、信息产业，以及空间、海洋和地球深部开发利用领域相关产业等。

　　作为中国经济脊梁的中央企业，作为经过几十年改革已经逐步甩掉包袱、日渐强壮的中央企业，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的“马拉松”赛场，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公元前490年，菲迪皮得斯的一句“我们胜利了!”不仅为希腊人民带来了胜利的喜讯，而且为世界人民带来了一项历史悠久的体育运动。马拉松追求运动的和谐美和挑战精神的宗旨千百年来被传颂传承，发扬到了各个领域。

　　中国的央企会不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成为光荣的“菲迪皮得斯”?

　　一、发令枪响

　　从GDP说起

　　2009年中国GDP达3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7%，中国GDP总量已接近排名世界第二的日本。但若从经济结构布局、人均GDP和国民幸福指数等方面来考虑，中日两国依旧差距明显。日本的人均GDP超过4万美元，中国则不过3000美元，日本是中国的13倍多——而且中国人均GDP的世界排名仍在100名之外。——而且中国人均GDP的世界排名仍在100名之外。

　　仔细研究一下GDP的构成状况就会发现更多的问题。2009年中国出口对GDP的贡献率为-3.9%，几十年来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且这一成绩是在近乎穷尽政策扶持手段的情况下所取得。因为长期以来，中国大部分商品仅取得了产业链上最为微薄的利润，无法改变“中国制造”的低端形象，抗击风险能力低下是必然的。

　　简单的一个数字-3.9%，恰恰暴露了原有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可持续性：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是以资源、环境的浪费和负增长来换取GDP的高增长。例如2009年煤炭大省山西是全国唯一出现负增长的省份，上半年GDP增长率为-4.4%——因为2009年山西进行了大规模的煤矿整顿，“不要带血的GDP”。一个-4.4%更加说明了产业转型的严峻性和紧迫性——想象一下中国还有多少个“能源大省”需要整顿，多少个传统产业需要转型?

　　消费在GDP中的比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的健康与否。世界上多数国家的比例在60%、55%，美国达70%，而2009年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勉强达到51%。增加消费需要提升企业的利润率，以提高企业员工的收入，而在现有的经济结构下，提升的空间可以说越来越小。

　　社会各个层面对加快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的认识空前统一。放弃一部分GDP来换取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告别高增长时代的呼声，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强烈。外界称“金融危机让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暴露得更加充分，使经济进入减速通道的过程加速”。

　　粗放型经济增长“减速”，产业结构调整“加速”。一“加”一“减”，需要的是从中央到地方再到企业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执行。我们不用和美国、日本比，与同样处于发展阶段的印度比较，就可以找到答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商学院教授黄亚生认为，印度以相当于中国50%的投入，达到现在跟中国不相上下的8%的增长速度，主要原因在于其经济体制，以及本土企业的竞争能力和企业管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