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注：这一章节在《超越利益集团》一书中几乎全部删掉。这不能怪出版方，是我自己的决定。我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话题，要将这个问题论述清楚，还需要更深 入的研究。在《超越利益集团》一书中，一个章节未必能说明。而且，这个话题也与宋朝的整体经济有关。《超越利益集团》一书中关于经济的内容，仅限于同王安 石变法有关的一些层面，我本来就计划在把宋朝经济、科技等内容的完整描述放在下一本书中，因此，自己删除也很正常。在这里贴出的是几个片段，大致以看出今 后我讨论这个话题的主要内容和观点。
西方文化在一神教思维影响下，有一个很典型的特征就是二元对立。在宗教里是上帝与魔鬼的对立，在现实中则有很多体现。例如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对立，公有 制与私有制的对立。欧洲中心论主导的理论氛围，使得两者处于非此即彼的状态。即便现代有些西欧国家采取了一些类似社会主义的制度，理论上人们依然在两种对 立之间徘徊。我认为中国古人的智慧高于当今西方人，例如，在经济体制问题上，1949年以前，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否定过私有制，私有制在中国始终是合法的 存在。但是，中国历史上同样没有否定过公有制。换句话说，中国2000多年的稳定和繁荣，在经济制度上，始终是公有制和私有制共存的状态，始终是国有经济 与私有经济混合的状态。
因此，对于当今的学术理论界，我认为，应该从理论上尽快抛弃公有制、私有制非此即彼的对立状态，而应该肯定一种新的模式（其实就是中国古代的常识），那就 是国有经济与私有经济的混合共存结构。这是中国古人中庸观念的体现。由于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大多都投身于官场，投身于具体的实践，使得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对 于理论的系统总结显得不足。更多的理论成果体现于以历史为载体的经验积累中。对于当今中国，国有经济与私有经济如何混合，各自应该起到怎样的作用，如何避 免两者的冲突，如何构建更和谐的发展，等等问题，的确需要在理论上有新的总结和探讨。这一总结和探讨的基础，一方面可以依据大量的古代史料和实例，另一方 面，王安石变法所引发的大讨论、大争论，也是我们探讨这一问题的重要契机。
古代中国政府对于某些特殊商品长期实行政府专营，例如盐。现代人对于中国古代政府的盐铁专营也有很多议论和评价。我认为，一个政府总是需要有足够的财政收 入来维持对社会的管理，专营和征税不过是两种不同的方法而已，从方法上说，两者没有绝对的优劣差别，差别只在于使用的对象。宋朝政府专营的范围比较大，茶 叶、酒也是政府专营；此外，宋朝的武器制造也是国有经济；递铺，相当于现在的邮局，也是国有经济；宋朝的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但是，大约1.3%的土地属于 “官田”，也就是政府所有的土地。王安石的“新法”使得政府涉及的商业领域更加扩大，以至于皇帝宋神宗都有自己变成了小商品贩子的感叹。
现代人常说，国有经济的效率很低，不如私有经济。对此，要从两个方面来看待这个结论。首先，以国家安全、民生保障为根本目的的国有经济，不应该以盈利为第 一目标，例如，古代政府专营的盐，制造武器的国有企业，以及上一节所说的“常平仓”，效率不可能太高基本上是必然的，也不应该太高。其次，如果一个社会所 有的经济领域都是这种不以盈利为首要目的的国有经济，社会经济的普遍效益下降，经济繁荣就会遭遇阻碍。因此，一个社会的整体经济，哪些领域应该掌握在国有 经济手中，哪些应该放手交给市场，的确应该认真考虑。王安石变法在经济政策上最大的问题就是，政府涉入的经济领域太多，国有经济的比重严重超过私有经济，进而妨碍了私有经济应有的活力。于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被当今很多人称赞的“王安石变法”，实际上类似一个计划经济体系，而被现代人批评的儒家“保守派”，则是市场经济的维护者。
例如，文彦博批评王安石说：“凡衣冠之家网利于市，搢绅清议众所不容；岂有堂堂大国，皇皇求利，而不为物论所非者乎？斯乃垄断之事，孟轲耻之，臣亦耻之。 复不忍聚敛小臣，希进妄作，侵渔贫下，玷累朝廷，不胜愤闷！”其他反对王安石的司马光、苏轼、苏辙等人，被批为“帮着富人说话”，“站在富人的立场”，实 际上也是因为他们反对国有经济太大的扩张，而主张维护合理的市场经济。现代某些人批评古代儒家知识分子，只抓住类似上面文彦博的话，“岂有堂堂大国，皇皇 求利，而不为物论所非者乎？”似乎儒家知识分子反对“求利”，导致了中国的落后，而没有深入地看到，儒家知识分子反对的只是国有经济不受限制的扩大，正如 文彦博所说：“斯乃垄断之事，孟轲耻之，臣亦耻之。”国家垄断的结果是财聚于上，因此“侵渔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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