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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后全球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时间:2011-07-19 14:15:02  来源:  作者:

苏联解体后全球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时间:2011-04-12

2008年金融危机与中国时代所将带来的好处


作者:【保】Koycho Petrov 来源:海派经济学第30辑

一、导论:如何借鉴历史经验;为什么我们要重新回归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2008年资本主义金融危机使我们马克思主义学者重新思考苏联解体后当代资本主义的特征与矛盾,以及社会主义的特征与矛盾。因此我们应该尽力在苏州国际论坛上给出一个满意的答案。

首要问题是与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相比,这次算的上是金融大萧条吗?或者是这次的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政府与全球垄断资本在苏联解体后为了重新分配并侵吞国家财富所采取的一系列操纵中最恶劣(极端)的一步,而其下一步对已经建立的新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进行巩固加强。因此,这是否是索罗斯阶段的“繁荣和破灭”的体现?建立在错误经济基础上的文化会怎么样呢?我们应该相信两家美国的信贷公司——房地美和房利美——就能引起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就能造成欧洲的银行系统“面临信用危机”以及亚洲出口下降和国内需求不足,增长缓慢。(具体时间:2008年10月13日)除了强大的全球金融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欧银等机构的存在,假设美国大多数银行和大公司都能得到联邦储备和其中心结构的保障。那么,为什么最近在美国召开7国峰会决定拒绝任何外部力量的干涉?而且在瑞士达沃斯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仅仅是对危机进行了探讨,而将要进行的斗争却留待国家内部解决。然而目前正经历痛苦的资本主义国家恰恰需要的就是“社会主义”疗法以根除或治愈经济危机并防止其在美洲传播。最后要问的是:为什么最近一次2009年在美国的匹兹堡召开的20国峰会将重点转向了以全球金融体系调整为目的的国际结构(委员)的关注?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样的?

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我们是否需要批判性地以当前全球金融危机为基础重新评估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将该理论做进一步发展,或是我们应该欣然接受对劳动与资本经典定义的再现,或是继续落后于西方媒体和文献的脚步?众所周知,从经济危机一开始,资本主义作者、媒体和文献(如:《时代》、《财富》等西方主流政治、经济和文化杂志)都在关注的问题主要包括: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其所选用的副标题也十分令人好奇,如“如果能从资本主义体系中最大的金融危机中发现挽救资本主义的方法,那么对这场金融危机进行深入研究很有价值”。这些学者的真正目的并不是发现这场危机的真正原因和问题所在,也不会接受将马克思主义革命性的解决方法和社会主义作为解决这次危机的激进方案,他们的目的在于将我们重新推到已经倒塌的柏林墙后面,并希望我们在那废墟里呆得越久越好。即使现在,教会依然试图夺取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正如德国主教莱恩哈德·马克思在他的德文版《资本论》中所推崇的:重新回归最根本的天主教价值观是理清当今混乱经济状况的重要途径。[1]

下面将列举如今代表西方世界内疚意识的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文章标题:

《如何修正资本主义》[2]一文中,世界首富比尔盖茨试图率先找到所谓的“创新资本主义”,但是没能成功,因为资本主义这只狼已经浪费了太多“食物”。

《未经改良的资本主义是个死胡同》[3];《将华尔街打进监狱》[4];《在美国金融危机当中,全球化这个常规原因早有预知》[5];《危机全球化》[6];《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奇迹》[7];《冰岛:一个变成对冲基金的国家》[8]等等。

另外还有许多类似的出版物包括各类书籍,其主要目的在于揭露2008金融危机的原因、特征以及影响。保尔·凯罗尔(Paul Carroll)与查卡·谬(Chunka Mui)在其著作《亿万美元教训》中谈到:那些忘记过去的人必然会重复过去的错误。[9]但是尽管他们对过去25年最不可原谅的750个经济失误做了广泛研究,但是其研究仍然停留在表面,除了指责策略上的失误或是列举这些失误以外(如绿树融资公司的家庭贷款的40%发放给了中低收入的消费者并因此破产),并没有对资本主义问题进行本质剖析。他们的分析重点放在了执行管理层的运行机制上,并认为在应对外界金融风暴时,公司内部创新氛围能够帮助应对外部挑战。这就意味着这本书并没有提供多少有借鉴意义的经验教训(理论层面上)。如果一直站在反列宁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立场上,那么我们便很难从社会大动荡包括目前这场经济危机中吸取教训。相反,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应该从西方这些出版物中总结“为什么今天的资本主义作者又像20世纪30年代时那样回归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他们能否回到凯恩斯式马克思主义范式的公共部门和福利状态?苏联解体摧毁了所有的智力遗产,处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国会也以此原因反对布什),是否需要重新建立新的(后苏联时代的)(掠夺性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

阅读了西方对这次危机的分析和评价,在回答这些疑问之前,我们首先应该回答一个基本问题:这次的危机真的是像1929-1933年的那场大萧条一样真正的金融危机吗?或者这是本世纪最大的阴谋?基于以上原因,我们有必要关注一下哈佛学者尼埃乐·费格森(Niall Ferguson)的一篇文章。他在这篇文章当中谈到了“繁荣终结”的问题,[10]并与众不同地发现了触发美国金融危机的具体原因是房地美和房利美两家信贷公司的破产。不管有多少人认可他的看法,我们应该十分感谢这位诚实的历史记录者,以及他为避免危机升级所提出的建议。

 

二、2008年金融危机与1929年经济大萧条的比较(N.菲格森的对比分析)

 

费格森教授在描述2008年经济危机的影响时,提出了“繁荣终结”的疑问。假如我们现在探讨的是资本主义对人民和国家最大的财富掠夺这个问题,那么从资本主义利益角度考虑,他的标题可以改为“繁荣的终结或开始?”。现来回顾一下此次危机的美国序幕:1.两家信贷公司——房地美和房利美——宣布资不抵债,因此贷款家庭和金融机构被迫减债:这就意味着随着供给超过需求,房产迅速贬值;而后泡沫破灭。2.投资者纷纷涉足抵押债务债券(CDO)。3.企业纷纷贷款投资抵押债务债券。4.随后是按揭破产:雷曼兄弟、AIG、以及华盛顿共同基金与贷款公司因为股价迅速下挫而陷入危机。5.随后开始的是布什的紧急援助计划:房地美和房利美在破产后有联邦政府收管;给予AIG700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金。6.国会反对布什的救援计划,称其是“金融社会主义”,因此美国股市大跌。7.随后,亚洲、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银行系统和股市开始了全球范围的危机。

下面我们将对上述的学术界对目前金融危机的解析进行分析,而以上也同时代表了媒体的观点。首先本文并不认同费格森所做的1929和2008的历史比较。1929年的大萧条的确是由股市崩盘和不良(不够集中的)银行和金融体系所触发的。而1930年颁布的《史慕特郝雷关税法案》也是造成大萧条的关键因素。但是自从罗斯福新政在20世纪30年代施行,消除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经济危机的基本前提因素。该政策是对凯恩斯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运用,并通过兴建公共设施和建立福利制度,并伴随着二战后全球各种金融组织的成立和发展而建立形成了中央调控和计划。另外如果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各种经济问题就开始出现,那么这都是玛格丽特·撒切尔和里根的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政治的新政所带来的(历史的倒退)。而弗莱德曼主义的主要目的是避开社会主义政治家的注意制造一个陷阱。而随着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陨落,一个在俄国和东欧建立起来的先进的社会主义文明就这样摧毁了。

因此,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问题上,特别是布什的紧急援助计划问题上,只要是上过中学的人都会疑问:布什,在面临多年经济数据所显示的经济问题和手中的美联储大权,为什么不能挽救濒临倒闭的房地美和房利美?要知道这可比在危机发生后挽救AIG和其他公司要容易得多。为什么布什不是直接援助那些企业而是选择了漫长且高风险的国会之路来走?费格森教授对这个世纪难题给出了圆满的答案:当房地美和房利美濒临倒闭时,许多人惊奇地发现中国五分之一的外汇储备是美国国债。中国积累了大量美元债券。如果美国发生经济危机,中国所受的损失将是最大的。[11]显然布什的紧急援助计划是一个阴谋:中国的损失以千万亿计。美国持有的国外货币太多。而由于中美之间的金融合资十分频繁,他们常称后者为“中美国”。而后美国限制从中国进口,造成了中国60000家工厂关闭,百万工人失业。(而中国为避免外部干扰和经济萧条在基础设施领域大力投资。)通过这种方式,美国金融自由化了。而美国接下来要做的是伪装并四处宣传美国支出过多,而中国和印度储蓄太多。另一方面,通过各种无耻的非法手段动摇俄罗斯经济,包括利用乌克兰的非法阴谋组织俄罗斯向欧洲供应天然气。由于以上一系列的操纵,新兴经济力量同时也是美国的最大挑中,中国和俄罗斯的的经济和市场受到撼动,其股票市场目前一年下跌40%。

 

三、苏联解体后,美国时代延续至今。中国时代会带来好处吗?

 

以上对与当前全球经济危机得与失的阐述中存在几个原则性的问题:为什么苏联灾难性地解体了?苏联解体后,真正的美国时代建立起来了吗?或者在那之后一直是混乱的,并一直延续到当今的危机?当前和未来中国作为一个领导性文明国家的定位和作用何在?

众所周知,苏联诞生于1917年伟大的十月革命的胜利,苏维埃联盟建立并实现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型,这个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饱受最大经济危机之苦时,依然屹立不倒。在其实施社会主义五年计划短短十年后,苏联成功地成长为先进的工业国家(位列第二和第三)。作为最出色的欧洲和俄罗斯历史学家,梁赞诺夫斯基教授(N. Riasanovsky)(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这样写道: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苏联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伟大的工业国家。[12]而所有的成功都应归功于新的社会主义的组织、管理、计划和调控方式。(这些也是资本主义的经理们和专家现在一再强调的。)这一套社会主义的做法不仅为社会主义社会打下了经济和文化的良好基础,同样也使资本主义国家走出了大萧条。正如杜阮提(Duranty)所说:社会主义者的伟大使命在于圆满完成从落后的农业工业向机械化集体所有制的转变,从房地产支撑产业向自给工业的现代范围内的转变,从远远落后于西方工业时代的封建主义向走在西方之前的社会主义的转变。[13]

因此,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运用苏联社会主义的组织和管理模式而成功摆脱危机重现开始。1929-1933年的大萧条彻底结束了建立于十八、十九世纪以私有制为基础,包括垄断经济、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政治在内的经济和文化体系。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经典资本主义开始进入国家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国家效仿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方式,公有制和福利措施为资本主义的生存和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罗斯福新政缓解了马克思所发现的经典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包括生产力中公共特征的增长与私有制和挪用之间的矛盾,以及生产和分配与消费间的矛盾。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随着国家资本主义和随后的全球资本主义(二战后)的建立,资本家和劳动者间的阶级斗争进入了新的时代,并具有了新的特点。

20世纪50年代上半部分随着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Khrushchev)当政以及赫鲁晓夫主义新政的确立,苏联时代开始走向衰落。赫鲁晓夫草率(毫无根据无知的)的反对斯大林的冒险和改革,使得整个社会主义世界、共产主义和国家运动进入了不可想象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危机。可以说赫鲁晓夫主义不但改变了苏联时代的面貌,同时也改变了历史的面貌。而这个现象出现的时间(正如梁赞诺夫斯基教授所注意到的)恰恰是共产主义在全世界传播的鼎盛时期。布热津斯基曾说过中国和苏联的矛盾(由赫鲁晓夫引起的)只能与基督教信仰分歧相比较。不幸地是,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后,继任的布里兹涅夫(L.Brezhnev)并没能重新恢复过去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他停止了赫鲁晓夫激进的经济改革,但是并没有停止意识形态领域的改革。正是这些意识形态领域的改革启示了撒切尔和里根在20世纪70年代收回了社会主义方式和组织,并倒退回了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政治的道路,而这又成为了西方国家后来的经济危机的基础。而最后上任的戈尔巴乔夫(Gorbachev)没有认清形势,接受了西方的错误建议,开展了以自由政治为基础的政治改革,主要内容包括私有化和去中心化,并最终导致了令世人震惊的社会主义体系的解体。

从以上的理论分析,我们并不能为美国时代说好话。因为自从20世纪30年代特别是二战以后西方的所有成就大部分归功于资本主义外壳下越来越多社会主义成分的运用。或者说,苏联解体过程中和之后,美国时代只是一个错误的表象。而在这个表象之下,从1989-1991年(苏联解体时间)开始,美国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勾结协作并继续戈尔巴乔夫克林姆林反革命犯罪和复辟,这就包括布什发动的恐怖主义战争。

这就是为什么上次金融危机发生时,美国现代化的种种迷人之处迅速地从人们头脑中消失了。正如上世纪70年代撒切尔主义新自由基要主义的“知识教父“之一约翰·格雷(John Gray)在英国《观察家》报中所写道的:美国全球霸主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而这一观点也得到了许多国家的认同,他们认为美国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失败便是不可置疑的证据。甚至埃利奥特(M. Elliott)都以玩笑的口吻说道:纽约和华盛顿居住了许多近代的梭罗(Solon),因此政策制定者也就不需要去哈佛的肯尼迪学院找乐子了。[14]另外美国应该学习瑞典和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模式以改善效率,并将最近世界经济论坛上关于中国的讨论铭记在心。他是这样总结的:美国已经不再拥有1945年(以战后著名的马歇尔计划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基础)时那样在现代化上的垄断地位。如今所有自由主义的政治家都在失势,比如日本的小池百合子(Yuriko Koike)希望成为未来日本首相,但是其政治主张却生错了年代。[15]

而中国时代这个问题却全然不同。由于20世纪50年代赫鲁晓夫的反华政策,毛泽东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层面上试图加速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过程。毛泽东时代的伟大之处依旧在其意识形态领域——中国的共产主义者谴责了赫鲁晓夫的背叛以及布列兹涅夫的调和行为,指出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从未脱离马克思主义的轨道。因此邓小平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重新提倡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重复列宁在俄国革命后的新经济政策。而从那时起,中国经济就开始迅速增长。同时我们不该忘记如果1989年中国共产党没能成功地解决危机,那么也可能落入戈尔巴乔夫的地狱。

因此今天中国的问题就是——在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之后,特别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要从资本主义的错误年代中吸取深刻教训。因此考虑到后苏联时代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和面对的挑战,现在正是中国结束邓小平列宁式的以资本主义手段(列宁所称的新经济政策)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时候,并开始以社会主义手段(更加有效地社会主义方式)建设社会主义,以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社会主义的主导地位,恰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所发生的变化。只有到那个时候,才能称之为中国时代。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像杜阮提所所描述的一样,完成伟大的现代化程度最高的社会主义变革,并超越资本主义工业时代,将危急中的资本主义国家带入全球社会主义的时代。我们目前正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要么中国在未来成为世界领导,带动和保护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并开展反对资本主义的运动,最终建立起全球社会主义体系;要么失掉这个机会,那么21世纪的后五十年全球将形成寡头政治体系独霸的局面。那这并不是一个新的世纪了,而只是最坏的历史重现。

显然,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不应该仅仅只学习马克思主义(暂且不论温家宝总理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的学习亚当史密斯的建议),还应该学习资本主义的做法和观点。《财富》杂志的编辑问比尔鲍威尔(Bill Powell):中国是否正在衰退?鲍威尔是这样回答的:“随着出口量下降,失业率上升,中国必须要寻求复苏之路。但是中国长时间保持快速经济发展,且各方面表现十分乐观——但是还须面对严酷的事实,现在到了咬紧牙关,度过难关的时候了:显然中国对于全球危机已经没有了免疫力。”[16]问题是,为什么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邪恶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没有免疫力呢?从逻辑上可以这样回答:中国经济的出口项与资本主义经济或是外国直接投资联系过于紧密,特别是与美国市场,或是(前面提到的)纽约和华盛顿的当代梭罗的联系过于紧密,以致难以脱身。这就意味着一旦资本主义市场动乱或是出于政治原因所引起的危机,中国就毫无抵抗力。另一方面,如果说目前中国经济状况相对平稳,那么这主要归功于其包括银行系统在内的国有企业的领导地位。中国政府经常通过在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以及购买外国矿产、石油等其他重要能源公司(俄罗斯、巴西和澳大利亚等)的股份来抵抗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17]

因此,抵御资本主义典型经济危机影响最有效的方式是走社会主义正道。(更正Huang Yasheng在其《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中的提法,我们这里讨论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反,社会主义国家金融和银行领域任何自由主义的改革,将不仅仅是随着意识形态和政治的衰落而放宽管理,而是一个苦涩的讽刺,要知道现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在讨论国有化和中央调控,而这些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到未来都不仅仅是一个过渡手段而是一个进步。要保证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上的领导地位,存在着落后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风险,要知道资本主义早就滥用了社会主义的价值观。




四、苏联解体后全球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各种证据表明资本主义为了避免或消除当前金融危机的影响,被迫向采取“社会主义”靠拢,采取了临时性的社会主义调控手段。而最近的证据(一开始就提到的)就是G20峰会成立的国际委员会,以调控全球金融体系为目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全球资本主义在苏联解体后将会快速且大范围地进入最后一个阶段。从这点上,让我们来考虑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及其解决方案。资本主义媒体中存在滥用和错用马克思主义的现象。似乎他们希望通过对资本主义最大对手的研究来挽救资本主义体系。甚至在德国最近出版了一本《资本论》,作者是一个教会领导,该书连续数周蝉联畅销榜。在《重新思考马克思》一书中,皮特刚贝尔(Peter Gumbel)以共产党宣言当中的引文开头: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和财产关系,生产出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就像一个魔法师无法控制他的咒语变换出来的世界。[18]而目前的金融危机便是最终证据。

显然,资本主义的传统问题又再次出现在当前的金融危机中:现在如何解决巨大的(公共)生产力和财富(私有制)的矛盾(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的)。与上世纪30年代及20世纪下半叶的经济危机不同,目前的金融危机中出现了一条罕见的鸿沟横亘在资本主义政治和文化体系中间,并被称之为“绝望”。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这位后苏联时代著名的新劳动政治家,将这种绝望描述为“政策真空”。他说道:问专家该怎么做,最诚实的回答便是“我不知道”。这意味着目前的金融危机揭露了当今资本主义体系中存在的有趣的政治和文化真空,比如说,这种真空不仅反映在政党中,也反映在各种国际会议,如G7、G20和世界经济论坛上。

在这个意义上,让我们以2008金融危机为基础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以及托尼·布莱尔和其他资本主义政治家、经济领导人和学者。事实上,首先我们必须回答布莱尔的那个问题:问什么政治领导人和专家“不知道”,并且“不知道该如何填满这个体系中的真空”?要想找到答案,我们不仅应该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和找到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法,还要回顾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当代史,以获得对比知识,并首先从社会主义错误中吸取教训。我们必须认识到自从1917年的俄国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立以来,马克思和列宁的社会主义道路是走出1929-1933年大萧条的唯一方法(罗斯福新政),而且在今天仍然是唯一方法。二战以后,资本主义继续运用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调控手段,而随后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主义国家东欧、中国、越南、朝鲜以及古巴等。不幸的是,正如前文提到的,苏联1950年采取的赫鲁晓夫主义导致了意识形态和政治的衰退,其改革改变了真正的(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西方世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撒切尔和里根也不再实行社会主义手段,而转向了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政治。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错误的市场经济策略使得私有制和解除控制手段将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彻底瓦解。他所实行的瓦解社会主义的改革转变成了对公共财产的掠夺,并形成了特殊的黑手党式(伦敦的麦克考利McColey称之为强盗式的)教授的资本主义。但是苏联解体的最坏影响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托尼·布莱尔的劳动党,意识形态的死亡。因此戈尔巴乔夫的灾难证明了倒退回自由市场经济是个彻底的政治错误。这个错误的政策因此在后来被西方政治家用来摧毁苏联和东欧的经济,以及后来在1997-2000年间洗劫东南亚经济。而目前2008的金融危机也是同样的错误政治的结果,只不过垮台和掠夺的外在形式不一样。布莱尔先生,尽管你的专家在理论上说“不知道”,但是实践上,你们应该重回社会主义道路。(正如美国国会议员回应乔治·布什的挽救方案:“乔治,这是社会主义的一套。”)历史上看来,包括填补当前资本主义政治和意识形态真空的方法在内,已经别无他法。从马克思的观点看,我们应该将这个定义为生产力全球化特征(经济)与保守的(意识形态上走投无路)反对大众化的资本主义政治体系之间的矛盾。

 

五、在政治民主向专业民主的过渡中,政党和贸易联盟在21世纪的角色。

 

让我们重新回顾马恩关于资本主义创造的庞大却又无法控制的生产资料这一理论,这种情况在当前的金融危机中反复出现。假设在大萧条和二战后,资本主义通过采取社会主义的调控手段进入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和全球资本主义(这是马克思和列宁未曾预见的),那便意味着如果今天运用这些手段的话,问题就能得到解决,目前的金融危机就能结束。理论问题是:这种全球资本主义在一个意识形态已经死亡的政治体系下还能存活多久,这个政治体系不顾人民利益和需求、不顾历史和国家的进步,而要解决目前的经济危机必须要使用社会主义的调控手段。换句话说,是这样一个问题:如何解决21世纪经济基础(其发展甚至超前于这个时代)和政治上层结构(倒退回中世纪)之间的新矛盾?也就是说如何填补托尼·布莱尔所认为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真空?

要想得到一个科学的答案,首先应该解释清苏联和东欧国家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主义灾难的政治和经济原因,这是当代历史上唯一一个领导性的先进文明的解体。这就意味着我们首先应该解决戈尔巴乔夫沟壑,这样才能更快地消除布莱尔真空。

我们的研究表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垮台的原因是,20世纪后半叶,也就是建设成熟社会主义阶段,政治体系中开始了意识形态退化的过程,并以“代沟”的形式出现在这个体系中。而这个“代沟”出现的原因是体系中政治代际关系连续性关系形成方式有问题;比如说政治上层建筑的主要子系统政党和贸易联盟之间。许多人将贸易联盟的特征和它作为政治子系统的作用有所误解。尽管政府在改革过渡期中起到重要作用,而贸易联盟的作用次之,但是在建设发达社会主义阶段,两者的地位和作用需要互换:现在,政治接力赛的赛棒应该交到贸易联盟的手中了,这是代际转换的客观法则,其目的也是为了通过从政治(政党)民主向专业(联盟或是全国、全民)民主的转换建立更高级(发达成熟的)社会主义民主。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在1920年十一月召开的第五届全苏代表大会上出现了著名的工人集体抗议运动,工人自发地提出了政党和贸易联盟关系这个根本性问题,要求从战争共产主义过渡到和平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以及全面开放的联盟民主并通过议会等方式选举政府。我们当然能够探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过渡时期和过渡方式,但是不能忘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苦涩的历史事实是从1920年十一月(五次会议)到1991年(苏联正式解体),这个事关社会主义政治命运的重要问题一直未能解决。整整71年,这最终导致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19]

因此,社会主义世界在上世纪末经历的意识形态危机一直延续下来并蔓延至全球,而这比目前的资本主义危机真空要危险得多。(因为我们原本就了解政治体系中这个代沟存在的原因,同时它也是造成后来社会主义解体的原因,包括戈尔巴乔夫开始实施的自由市场、私有化、去调节和去中心化等错误政策。)由于没有来自贸易联盟的政治反对,前苏联的政治体制逐渐丧失防御免疫力,这加速了经济和政治体系的垮台,并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如果贸易联盟能够真正行使其政治(专业)职能,反对戈尔巴乔夫,那么他的克林姆林统治机器必定早就被抛进了政治垃圾桶。(因此,而被摧毁的柏林墙的西面,传统的反资本主义政党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劳动、民主等都垮台了,原因是其政治体系内存在相同的代沟。)而在目前的经济危机出现之后,这个现象才被托尼·布莱尔在2008年发现。

最后,我们的首要任务,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如何解决苏联解体后的全球意识形态危机,面对着许多前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政党来完成这个我们上一代的政治任务。如果我们成功地填补了政治体系中的这个代沟,自然就可以宣告对布莱尔真空的消除。唯一的方法便是重新建立反资本主义政党和贸易联盟之间的正常连续的关系。具体做法包括以新工程(新联盟宣言)为基础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政党贸易联盟,以在21世纪建立联盟专业领导下的专业民主。相反,如果我们不能意识到贸易联盟已成为了与20世纪后半叶的共产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继承者一样的成熟的政治新生代,如果不重新建立政治体系,并将贸易联盟团体置于与政党平等的位置,不阻止苏联解体后的复苏和毁灭,那么后苏联时代全球资本主义新的形成和发展趋势将导致全球形成与10世纪时罗马帝国时代类似的寡头政治体系。而如果我们现在不觉醒的话,随着当前经济危机的警钟,和随后带来的恶劣影响和政治真空,那么21世纪的后半叶将会十分糟糕。21世纪将不再是一个新的世纪,而是回到了黑暗的十世纪。所有的进步,文化和国家都会消亡。我们的后代不会原谅这个意识形态的错误。历史的终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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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lliot M. World Economic Forum. Time February 2, 2009, pp.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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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Time December 8,2008;该文探讨全球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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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N.V.Riasanovsky A History of Russian,Oxford UniPress 1993,pp. 51.

[14] Time October 13,2008,pp. 32.

[15] Time October 13,2008,pp. 32.

[16] Fortune 16,2009,pp. 64.

[17] Time March 16,2009.

[18] Time,February 2,2009,pp. 38.

[19] K.Petrov, The World Ideological Crisis, UNSW PPS, Sydney, 2006, p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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